“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每个人都是中产阶级，但现在肯定不是这样了。”伦敦经济学院学者克里斯汀·苏拉克著有《泡茶，日本的形成：实践中的文化民族主义》一书，她日前在接受美国《雅各宾》杂志采访时这样说。二战后，日本在实现经济崛起的同时，形成了“一亿总中流（即一亿中产阶级）”的全民中产社会，由此形成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促进了日本的稳定与发展。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的中产阶级在不断“消失”，并由此引发了民众收入差距拉大、少子化等一系列恶性循环问题，使日本从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变为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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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亿中产阶级”神话破灭
“那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情。”早稻田大学人类科学学术院教授桥本健二此前在网上发文，回忆日本拥有“一亿中产阶级”的时期。当时日本政府进行的调查显示，约九成民众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为“中等”。桥本健二解释称，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日本经济连续15年保持高速增长，使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上升，让当时大部分日本人都相信了“一亿中产阶级”的神话。日本那时的贫富差距与北欧国家一样，均属于最低水平。日本社会的基尼系数（越接近1表示贫富差距越大）1980年达到0.349，是二战后的低点之一。
那么在日本，达到什么标准才算是“中产阶级”呢? 日本NHK电视台与日本劳动政策研究研修机构2022年对5370名年龄在20到69岁的人群进行调查，当被问及“何为中产生活时”（多选），60%的受访者选择了“企业正式员工”“拥有住房”“拥有私家车”等。据“今日日本”新闻网2022年报道，中产阶级意味着拥有被称为“3C产品”的汽车、彩电、空调，或者有能力购买这些产品。该媒体还表示，按现在的标准，日本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应达到550万日元（1元人民币约合20日元），拥有住房或者有能力买房，生活很好，而且还在变得更好。
不过，按照上述标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的中产阶级一直在萎缩。《日本时报》用两个数字来勾勒这一趋势：1996年，日本家庭的年收入中位数为550万日元，而2021年，这一数字下降为440万左右。早稻田大学教授筱崎武久与日本劳动政策研究研修机构研究员高桥阳子将日本社会分为4个阶层，即贫困阶级、低收入阶级、中产阶级和高收入阶级。他们通过研究发现，1985年，中产阶级在日本社会的比例为63.9%，高收入阶级的比例为7.4%，而2018年中产阶级比例为58.1%，高收入阶级的比例升至10.3%。
随着中产阶级在日本社会占比的下降，该阶级人群的收入也出现明显下滑。日本劳动政策研究研修机构对拥有大学学历的企业正式员工的终生薪酬情况进行调查后发现，男性正式员工的终生薪酬在1993年达到峰值，为3.2亿日元，而2019年则降至2.87亿日元；女性正式员工的终生薪酬在1997年达到峰值，为2.78亿日元，而2019年则降至2.4亿日元。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人都有“中产意识”，就是努力成为中产阶级、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不过，近年来，大部分日本人认为自己的生活不属于中产阶级了。日本NHK电视台与日本劳动政策研究研修机构2022年的调查显示，当被问及“是否过着自己理想的中产生活”时，56%的受访者表示“过着中产以下的生活”，38%的受访者表示“过着理想的中产生活”，6%的受访者表示“过着中产以上的生活”。与此同时，日本由于职业、企业规模、产业领域等的不同导致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其基尼系数从2001年的0.498升至2016年的0.559。桥本健二表示，不知不觉间，日本从“一亿中产阶级”社会变为“格差社会”，后者是指贫富分化社会。
“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这种趋势愈演愈烈”
从事房地产行业的齐藤一辉（化名）已经过了“不惑之年”。新冠疫情暴发前，他的年收入为600万日元，加上奖金和其他福利，妥妥地属于中产阶级。然而，疫情期间，他的收入减少了1/3。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太田雄贵（化名）身上。他和齐藤年龄相仿，是一家男装连锁店的店长，而疫情让他的年薪从600万日元降至450万日元。
很多人都将日本中产阶级收入降低甚至整个阶级人数不断减少归咎于新冠疫情，然而疫情只是加剧了这一问题，而并非问题的源头。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失去的十年”是日本中产阶级衰落的重要原因。旨在应对全球贫困的非营利组织“博根项目”在网上发文称，一度繁荣的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10年里遭遇了停滞，这10年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在此之前，日本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3.89%，比美国高0.82%。然而，在“失去的十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降至1.14%。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十仓雅和则认为，日本经济“失去”了30年。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的破灭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日本制造业面临人员、设备和资金贷款的过剩，由此导致日本中产阶级收入降低。日本驹泽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田中聪一郎表示，日本并不是只有中产阶级的收入降低了，中产阶级的衰落也并非因为收入的两极分化，而是整个社会的收入越来越低。
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日本中产阶级“没落”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泡沫经济破裂后，政府对企业管制的放松，即很多企业不再给予员工“终身雇用制”待遇。据桥本健二以及一些日媒分析，在日本经济景气时，企业必须增加人手。一旦被录用为正式员工，企业就不能在经济不景气时随意解雇这些人。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企业为减轻负担更多的是招聘临时工，而非正式员工，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这种趋势愈演愈烈。这一时期被称为“就业冰河期”，由此诞生了“就业冰河期一代”。有数据显示，日本非正规就业劳动者人数1992年为992万人， 2017年则已经升至1739万人，这就导致日本民众收入的降低和中产阶级人数的减少。为了保护民众的利益，日本政府曾出台一项规定，即临时工必须在工作3年后获得全职身份，然而不少企业在这一时间来临之前就会将临时工解聘。
《日本经济新闻》不无忧虑地表示，中产阶级在此前工资长期不涨的情况下，面临着住房和教育成本攀升等各类问题。此外，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民众收入不增叠加通胀以及支出增加，让他们越来越难成为中产阶级。智库东京商科研究公司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所有大型日企都提高了员工工资，大型工会成员的工资上涨了约4%，创下30年来的最高涨幅。不过，一位日本友人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虽然今年工资上涨，但日本人此前已30年没涨工资了，日本通胀2022年又创40年来的最大涨幅，钱更不值钱。据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永滨利广分析，俄乌冲突导致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日本原材料高度依赖进口，日元贬值又导致原材料价格高昂，因此日本2022年贸易逆差创下纪录。
“安倍经济学”也被认为是推动日本中产阶级萎缩的因素。有美媒报道，在“安倍经济学”的推动下，日本企业的利润和股价大幅上涨，但普通家庭几乎没有从中受益。每5年进行一次的一项调查显示，从2014年到2019年，日本家庭的平均财富下降了3.5%，只有最富有10%的家庭财富有所增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刘军红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收入分配问题也是中产阶级明显萎缩的一个原因。从表面上看，日本失业率很低，但是工人收入并没有明显增加，尤其是妇女、高龄人士和退休再就业者的工资非常低，这导致日本整体收入结构呈现向低发展的势头。日本中央大学法科研究生院教授、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森信茂树发现，从2000年至2020年，日本大型企业的总体利润增长了91.1%，但在同一时期，企业的人事费和资本投资却减少了0.4%。
此外，“终身雇用制”也被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是导致日本中产阶级萎缩的重要原因。据“博根项目”分析，该制度强调员工对公司的长期忠诚，而加薪很难实现。
出路在哪里
“日本的中产阶级正在慢慢消失。”据美国CNBC网站报道，牛津经济研究院驻日本经济学家永井茂藤此前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低收入家庭的比例上升，而中高收入群体的比例下降。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系教授驹村康平表示，该国中产阶级无法拥有稳定的收入、对未来缺乏信心，不仅抑制了消费，而且也形成了一种经济恶性循环。日本财经类杂志《钻石》周刊此前发文称，日本曾经的平等社会正处于演变成“基于收入的日本版种姓制度”的边缘。在这样的环境下，无论如何努力工作和接受更好的教育，底层民众的子孙后代也无法改善自己的处境。
由于中产阶级的壮大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消费，所以日本政府多年来也积极寻求重建中产阶级，现任首相岸田文雄更是提出“新资本主义”，希望以促进涨薪和应对少子化问题为核心，重建“厚实的中产阶级”。具体而言，岸田政府提出改革劳动市场，扩大养育儿童的补贴力度，通过调整以“终身雇用制”为前提的退职金税制优惠政策，来消除换工作的障碍等。岸田政府最近决定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002日元，这是日本历史上增幅最大的一次。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东亚问题的学者迪伦·哈里斯此前在美国“外交学者”网站上发文称，尽管岸田文雄的“新资本主义”概念雄心勃勃，但缺乏实施有效政策所需的细节。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岸田文雄希望通过“新资本主义”创造所谓“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而这实际上是“画大饼”，并没有解决先增长后分配还是先分配后增长的问题。目前来看，“新资本主义”显然没有实现所谓的良性循环，日本中产阶级也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发展起来，该国贫富差距依然在拉大，整个社会仍然处于长期滞涨。
对于如何增加中产阶级，明治大学经济学家饭田康之（音）表示，制造业推动了日本战后从废墟中崛起并形成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的泡沫经济时期，日本主要制造商关闭了在国内的工厂，转而在劳动力成本更低的海外建厂。目前，日元贬值正使日本一些制造业回流。如果日本国内制造业复苏，经济也会跟着复苏；如果经济复苏，中产阶级也会增加；如果中产阶级增加，出生率也会随着上升。永井茂藤则认为，更有活力的人力资源配置可以帮助日本摆脱中产阶级萎缩的局面，应该对现有就业制度进行改革。
刘军红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从日本中产阶级“缩水”这一现象，我们应该认识到，对于一个人均收入不高的国家来说，提高劳动参与率、收入分配率和劳动收入至关重要。同时，要在制度和政策上鼓励劳动者积累个人资产，如果劳动者不能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而逐步积累一定规模的资产，那么很难建立一个对社会来说具有稳定力量的大规模中产阶级。此外，应积极促进创业，让企业发展起来，这样中产阶级才能发展壮大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