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铭

一桩看似证据确凿、被告也供认不讳的“铁案”,却在一名心有不甘的律师的搅动下,演变出一波三折、多次反转的情节。然而,无论最后的真相是不是“真相”,都无法改变这出悲剧的本质:受害者不会复活,被告几乎维持原判;就连执意翻盘的辩护律师,也要为自己迟到的“良知”付出更大代价。


(资料图片)

忙活90多分钟,结局反而更糟了

如果按照原本的案情概要,这个所谓的“按摩女杀人事件”即便出现在媒体上,也不过是社会新闻版上一闪而过的老套故事。放在今天,连茶余饭后的谈资都算不上。但是黄晓明饰演的律师丁义峰却“别有用心”,一层层抽丝剥茧,挖出了更为复杂的隐情和人性。只是,等到结案之后再复盘,又会给人带来一种荒诞感——别看辩护律师巧舌如簧、线索挖尽,前前后后忙活了90多分钟,可最后的审判结果,反而更糟了。

从职业角度看,丁义峰既对不起闫妮饰演的被告金喜妹,没能帮她“洗脱冤情”、减轻罪罚;也对不起自己的律师身份,其诱逼被告作伪证的操作,有违专业精神;更别说涂们饰演的受害者马双喜,其苦心付出的“计划”,最后也成了泡影……总之,除了良心上得到某些安慰,一通操作“猛如虎”的丁义峰,结果只落得个“满盘皆输”。

这大概就是《最后的真相》最为独特之处:一个失败的律师,一场失败的辩护,取证和庭辩的过程越是精彩,就越凸显结局的悲剧性。若论人设,丁义峰很像今年初打破港片票房纪录的电影《毒舌律师》里的林凉水。二人都是曾经风光的精英遭到排挤,落魄后只能做些不入流的事,差点儿连律师证都保不住。而越是这样的人物,越有触底反弹豁出去的冲劲——既不畏权势,也无视规则,打赢官司就能否极泰来,重回人生巅峰。这成了剧情最关键的推动力。

林凉水是无惧权贵,通过非常手段搜集证据,最后在主控律师(公诉人)的倒戈下打赢了官司;丁义峰倒是没有这方面顾虑,他真正需要挑战的,也并非阚清子饰演的检察官,而是一心求死的金喜妹,或者说,是她背后难以摆脱的悲苦命运。如此“反常”的人物关系,才会令情节在推进中不断遭遇“漩涡”:不仅线索和推论屡屡刷新,就连角色性格也多次颠覆,演员若非演技精湛,还真难把握角色的多重层面。

除了主角同样落魄,《毒舌律师》同《最后的真相》还有诸多相似之处:大段的庭辩场景,唇枪舌战中抛出新的证据;孤立无援的单亲母亲,且都有一个残疾的孩子,令人不由得赋予同情,希望被告能够翻案脱罪。前者在香港的司法体系下,律师可以通过取证来引导证人、检方和陪审团的判断;后者则利用了一个时间差——因为警方认为嫌疑人和证据确凿,早已完成了勘查流程,反而给辩护律师留下了空档期,也为发现新证据和推翻口供留下可能。

现实的残酷性与人的复杂性

事实上,从片中案情多次反转,作案动机反复变更,新人物陆续登场来看,前期勘查和取证确有疏漏之处,“按摩女向客人讨钱不成蓄意杀人”的定性存在不少疑点,而之所以草草结案,说白了还是金喜妹这个“按摩女”身份,在社会上受到轻视。这样的设定,本就具有现实主义的残酷性。

因此,如何立住金喜妹这个角色,也成了影片在道德和情感上是否可信的关键。这个身份卑微的底层女性,同时又是含辛茹苦的母亲,独自养育需要大笔费用做手术的残疾儿子,其遭遇和命运令人同情。饰演者闫妮,面对不同的场景——看守所、舞场、家中,面对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身份,需要呈现出或木然、或惶恐、或激愤的不同状态。表演中,她细微表情变化背后的那种弃世感始终存在,观之令人心碎。

金喜妹对儿子毛卫卫的关切是最明显,也是最沉重的。影片中并没有详述儿子对于母亲的态度,为什么自始至终像“讨孽债”一般,只是反复渲染母亲对于儿子的爱毫无保留。而这种无条件付出的母爱,儿子出于愧疚的所作所为,对于判断结局很重要——喝酒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受害人究竟死于谁之手?在物证缺失的情况下,最后的“真相”其实并不在于口供,甚至不在于法庭结案,而在于观众选择相信母爱有多深。

可以说,全片的动机都是在围绕这份母子情上。这是最纯粹的血脉相连。相比之下,金喜妹和马双喜(涂们饰)的情感关联,则掺入了更多现实性的真真假假。她对于主动上门的辩护律师,更谈不上有多少信任。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半老徐娘的按摩女,除了亲儿子,对于其他外人都心存戒备,这样的心态并不难理解。但又不能说她在其他场合就只是逢场作戏。人性的复杂之处就在于,触动或许就在一瞬之间。很多时候就连本人也无法判断,那份感情到底是因“真”而诚,还是因“诚”而真?

而并未真正登场的马双喜,又呈现出另一个复杂又真实的男性形象。仅仅关键性的几次闪回,就让这个角色在道德上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一个粗暴酗酒的老流氓,到子女忽视赡养的父亲;随着时间的回拨,最后呈现的已然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

也多亏了涂们的演技,让这种在市井中屡见不鲜的人物有了更多袒露内心的机会,拆迁款也好,保险单也罢,那些作为证据的道具,其实都没有他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令人感慨。尤其是看到演员表上的黑框,想到涂们老师已然离世,他在影片中一次次的“死亡重现”,仿佛要在银幕上留下永恒的遗产;更别说在旋转木马张开双臂,对金喜妹真情流露时,俨然是在致敬自己的代表作《悲情布鲁克》。

什么才是最后的“真相”

当然,两人之间这份微妙的情感依靠,作为律师的丁义峰不得而知。作为推断者的他更专注于理性和利益,在情感层面是难以真正注入的。片中,虽然加入了丁义峰和母亲的往事,为他最后的坦诚做了铺垫,但还是有些生硬。大部分时间,他还是从流程、证据和法条层面切入,在探狱时对金喜妹所说的那句:“同样是撕衣服,我可以说他是强奸,也可以说他是打架”,更像是炫耀和威胁,多少有些“讼棍”的嘴脸。

可以看出,黄晓明塑造这个人物,也是希望突出人性的复杂:既通过口若悬河的庭辩来强调其专业,也不避讳所谓“追求正义”下的私心,其中也不乏救赎的寓世意义。抛开表演来看,丁义峰这个人物始终是“拧巴”的,他没能像《毒舌律师》里的林凉水那样“一爽到底”,反而由于自己在道德上的摇摆,陷入对律师身份的怀疑。同时,这种失败也为影片提供了更具咀嚼的深意,无论是预设的推断,还是最后的翻案,甚至搭上了律师的前程,都没能改变人物的境况。毕竟司法层面的真相,保证的是社会的公正性;而情感层面的“真相”,才是留给金喜妹母子和马双喜们的慰藉。

来源:北京青年报

责任编辑:王冬琪(EN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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