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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游记

从一九四五年下半年起,我成了一名记者。有一段日子在做报社的驻南京特派员。生活是无比杂乱的,但却偷闲走遍了南京的许多旧迹。参考书只有一本朱偰的《金陵古遗迹图考》。偶尔也到图书馆中翻阅资料。对南明的兴趣丝毫没有减退,又来到这个弘光小朝廷建都的旧地,不能不使人顿兴怀古之思。看看眼前的世事,总觉得三百年后上演的依旧是一场过去的旧戏。于是在报上连续发表了一束《金陵杂记》。解放前所写的纪游文字,也就在这里结束了。

一九四九年以后、一九五七年以前,不是没有写过游记,但在这里只留下了四篇,其中两篇还是一九五六年远游时的日记,是许久以后从旧日记中抄录、整理出来的。那真是一次“壮游”,从重庆、昆明,一直走到了大理、芒市,前后历时三个月。在报上辟了个《入蜀记》的专栏,发表了五六篇报道,现在只留下了一篇《浣花草堂》。

本来计划在回来以后,续写游记,不料一场风暴袭来,使我失去了发表文字的权利。这两篇未能化成游记的日记,也许比拟想中的文字更朴素,更带有原始的感兴。《虞山春》写于六十年代,是发表在香港的报纸上的。这时我已被剥夺了旅游和写游记的权利,就是外出走走也只能到常熟这样的近处,连杭州也有二十年没有去过了。

一九七八年冬开始,我又能出外旅行,又能发表游记了。这真是一种大欢喜。这种欢喜的感情充分地表现在写苏州、南京、杭州的几组文字中,写苏州的一组散记取名《苏州的杂感》,说明这些纪游文字是以杂感为核心的。

我一直觉得散文和杂文之间并无一条明显的界限,只有任意而谈才能充分发挥散文的功能。游记也不是纯粹描写风景的,没有了人,没有了历史气息,只能是一种枯燥的自然写生簿。因此,我在这几组文字编集时取名为《山川·历史·人物》。“京华十日”一组却只收了开头的《前门箭楼的燕子》一篇,写的是遏制不住的对睽隔了二十余年的北京的一点相思之情,其实也就是搁笔二十多年后的一种解放的欢快之情。

这种压抑了多年后涌起的激动与欢快,不久就平静下来了。这以后我又跑了一些地方,也留下了长长短短的游记,现在就一总名之曰《游踪》。前年写《还乡日记》之前,曾遇到过一位老同志,他热情地劝我有机会多出去跑跑,再多写一些纪游的文字,甚至还建议我当一名报社的特约记者。后来问到我的年纪,他才“哟!”了一声,说“得赶紧了。”我感谢他的好意,有适当的机会,也愿意再多走几处地方,如果脚力还好的话。说实在的,这些年来我走过的地方还是很有限的。对祖国伟大的美丽的山河还说不上有完整的认识。我希望有机会补上这一课。同时也希望能多少找回年轻时的好兴致,更仔细、深入地学习、观察这本浩瀚的大书。

作者简介

黄裳(1919年6月15日—2012年9月5日),本名容鼎昌,笔名黄裳、勉仲等,山东益都人,散文家、藏书家。历任《文汇报》记者、编辑、编委,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中国作协理事,上海文联委员,中国作协全委会名誉委员等。著有《榆下说书》《银鱼集》《翠墨集》《黄裳论剧杂文》《花步集》《珠还记幸》等。

荐者读感

美丽的山河是一本浩瀚的大书。行走其上,一边观赏一边记录,便是在解读书中词句的同时抒发自己的感慨。作者原将曾经写下的游记汇集成册,命名为《游踪》,后经大量删削,易名《一市秋茶》,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作者认为,游记不仅是记录风景的,若是没有人、没有历史气息,便只是枯燥的写生簿。于是我们可以从他的游记中读出一种特别的风格:可写景,可叙事,亦可借古讽今,观照现实。

推荐人:陈凯璇,内蒙古包头人,徐门研学弟子之一。现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

图文:陈凯璇

编审:徐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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