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多方合力破解青少年维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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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对未成年姐弟被保姆“扔”在基层街镇派出所的门口，他们下一步的生活怎么安排？

在上海市长宁区华阳路街道，民政部门管辖的街镇未保站和共青团系统的青少年事务社工一起接下了这个棘手任务。两名来自江苏太仓的未成年人住进了设在街道为老服务中心内的未成年人临时照护点，在两名同性别社工一对一照料下，度过了71天，最终由南京的外祖父母接回。

日前，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青少年服保办”）党支部开始了为期近两个月的主题教育调研行动。他们调研的单位有华阳路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也有法院未成年人家事审判庭、强制隔离戒毒所、就业促进中心、网络游戏公司、社工机构等全国维护青少年权益岗创建单位。调研聚焦青少年核心利益，力求为当下青少年维权找到更多解决方案。

多部门联手解决特殊青少年实际问题

被保姆“扔”给华阳路派出所的姐弟俩，姐姐8岁、弟弟6岁。两人的父亲已失联多年，母亲独自一人带孩子，彼时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逮捕。

“保姆把孩子扔下就走，派出所当时也蒙了。”华阳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军同时是街道未保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平时常与公安、检察院、法院、团委、教育局等部门坐在一起开未保联席会议。“收到”两个孩子后，华阳路派出所第一时间与张军联系，寻求解决方案。

张军回忆，虽然事情圆满解决，但过程中一些细节还需再“复盘”。比如，孩子实际上是有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的，住在街道临时照护点时间一长，容易产生法律风险；其次，孩子的亲生父亲不见踪影，孩子户籍地也不清楚，能否找到他们的亲人当时是个未知数……

华阳路街道事务受理中心主任陈璐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类似的案例街道以前也遇到过，孩子的父亲因精神疾病长期住院治疗，母亲病逝，孩子没有任何直系亲属。母亲的遗嘱是变更监护人为孩子姨母。但母亲去世后，孩子的实际监护人是长期居住在精神病院的父亲。未保站获悉情况后，与长宁区检察院未保科联系，启动权益保护程序。

一是为孩子父亲做精神鉴定，确认其已无民事行为能力，放弃监护权；二是对其母亲的遗嘱进行背书正式化；三是帮助孩子处理母亲后事，法院、检察院和未保站一起，将家庭房产、资产予以冻结保护，待孩子年满18岁后启封。

市服保办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实际上，像上述姐弟俩这样“虽有监护人但实际没人管”的情况，并非所有基层街道都能像华阳路街道这样对其进行照护，“一方面有的街道怕担责，毕竟孩子有监护人；另一方面有的街道经济实力、社工人手也不够”。

在主题教育的调研中，市青少年服保办工作人员的思路渐渐清晰，上面这些情况，恰恰是特殊青少年群体维权工作的难点所在。

联席会议不“空设”未保工作必须联动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长宁工作站站长武芳告诉记者，华阳街道未保站工作的核心是“未保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在遇到监护人变更问题时，有法治副站长、长宁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提供专业意见；在遇到未成年人没地方住的问题时，有未成年人临时照护点，街道出经费、区民政给保障。

联席会议的存在，为社工帮助青少年解决具体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

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徐军告诉记者，长宁区目前每个街镇都有未保站，每一个未保站按照要求都应配备一名法治副站长，这名副站长一般为检察院未检科的检察官。未保联席会议定期召开，以解决未保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为主要会议内容，遇到特殊情况，街镇还要临时召集相关部门协商解决问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注意到，这次主题教育调研行动还邀请了来自上海青年汇智团的青年代表。

上海青年汇智团是由团上海市委、市服保办在全国首创的青年有序政治参与类项目。汇智团的成员包括职场青年、在校学生、外籍青年近900人。汇智团定期为这些通过社会报名海选上来的青年提供培训，让他们亲身实践和参与上海青少年规划的各项工作，为青少年搭建了一个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舞台”。

“第一次知道街道、社区工作有那么多难点。”上海青年汇智团议事会秘书处骨干唐乐琼说，下一步，自己打算把“有监护人但没人管”的孩子的问题拿到议事会上议一议。

唐乐琼建议，一方面，可以充分调动社区内大学生志愿者资源，让大学生带着社区困难青少年一起做公益、做作业，为其提供学业辅导；另一方面，在听取社区青少年反馈这一点上，“我们还可以做一些量表，让服务对象来评价青少年事务社工的工作效果”。

细化制度安排提高社工工作能力和服务实效